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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来我校讲“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2017-12-14 来源 人文学院 编辑: 文科建设处 浏览 次]

   11月23日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春青教授在X8215为人文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谈谈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的讲座,中文系王长才、陈国强、廖恒、邓建华、董首一等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始初,李春青教授简单介绍了本次讲座选题的两个原因:其一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时间长,早期脱离历史语境评论文学思想的方法僵化,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面临突破。李春青教授援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等中国文学思想史先驱的观点,说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开展;其二是李春青教授本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艺术思想通史”和中国社科院一号工程——“中华思想通史”的长期研究中均有较深的体悟。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李春青教授认为,与以往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相比,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有如下特点:第一、“整体关联性”视角,把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想看作是与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等观念形态处于交融互渗之中的话语系统,力求在个门类之间复杂的“互文性”关系中揭示文艺思想的深层意蕴。第二、“动态性”视角,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生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之物,揭示其生成轨迹。第三、“功能性”视角,不再把文学看成是“纯审美”现象,揭示文学思想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整体关联性视角,李春青教授以“诗言志”为切入点,为同学们简单介绍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整体关联性。李春青教授援引朱自清的观点:“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提出诗歌作为文学艺术形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坏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诗歌起源之初便与宗教密切相关,承担着沟通人神的祭祀作用。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诗歌已承载着士人群体的政治理想和救国主张。经近代学者考证得出的《孔子诗论》说明周朝的诗歌并非仅作为文学艺术而存在,同时有着其政治作用和宗教价值。而与《孔子诗论》一脉相承的汉儒说诗则将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赋予现实性和批判性,将《诗经》变成现实生活的映射。

  李春青教授提到,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不能只着眼于文学研究的成果,更要清楚文风文体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即用流动变化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李春青教授以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案例——儒学的发展,阐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拘泥一格,而应用流动的视角研究其发展。对于儒学何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李春青教授认为,秦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为儒家学说在日后成为主流奠定了基础。而汉朝在建国之初完善礼制,通晓周礼的儒生开始受到重用,随着休养生息政策使汉朝的民生逐步提高,思想文化的统一提上日程,因此董仲舒便提出了“独尊儒术”之说。总而言之儒学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士人阶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说满足了作为社会中间群体——士人阶层的需要,在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和改造过程中,士人阶层借助儒家学说向上能劝谏君王,向下能教化百姓,从而维护统治的稳定与繁荣。

  从“功能性”的视角来看,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方式,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有着其相应的社会功能。李春青教授以自己对文学趣味的演变的研究为例,周朝时期的“贵族趣味”以“尚文”为核心,充满仪式感的同时承担了宗教和教化的功能;在分崩离析的春秋战国,士阶层趣味以“道”为核心,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东汉时期用诗画表达个人的小情感,文人真正出现,文人趣味产生;明清时期现代知识分子趣味出现,面对贫弱的中国和发达的西学,文学同时承担了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李春青教授总结到,文学功能需适合一个时代的历史需求,对历史需求有强化作用。

  李春青教授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讲座内容丰富有趣,随后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对于听众提出的“从前的文学交叉融合,自主性较弱,而现在的文学有独立的分支,对此怎样进行文学研究”,李春青教授解释道:“现代学科的划分使得知识分子由普遍型转变成专业型。学科划分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但我们应该突破学科限制,具备跨学科素养和更高更广阔的视野,在综合视野中研究具体问题。”对于有关审美问题的提问,李春青教授回答道:“在西方理论之后,文学审美的回归成为呼声。如果研究内容是固定的一个时期,可以进行纯审美性研究。但审美本身十分复杂,需高度重视形式与文体的演变。”

  晚九点半左右,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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