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四川省区域文化国际传播研讨会在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四川理工学院召开。来自川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们出席会议，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发言与交流；另有多家企业代表参会，从行业与市场角度，对全球本土化背景下的教学、人才培养以及相关产品开发进行了介绍与探讨。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俞森林教授进行了题为《道教——代表中国走出去的四川文化》的发言。俞教授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扩大民族文化话语权，二是以文化软实力反哺经济硬实力。我们在讨论四川区域文化的时候，要把眼光放宽，不仅局限于地方特色，更要在面对国际文化交流时，具有将地方文化作为国家文化之代表的考量。固然，四川拥有显示度很高的文化标签，如川菜等，它们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另一种情况：有的文化本身是属于整个中国的，四川却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代表性的作用，比如道教文化。

俞教授说，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语）。而考诸《三國志?魏志》和《華陽國志》卷二之史料，可将道教的发源地确定为今属四川大邑县的鹤鸣山。四川境内的道教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彭州阳平治被称为道教二十四治之首，青城山、鹤鸣山、江油窦团山、青羊宫、梓潼七曲山文昌宫等都是道教历史名胜，四川历史上更是高道辈出，如范长生、袁天罡及其弟子李淳风（《推背图》作者）、杜光庭（“杜撰”一语出典）、梅彪（《石药尔雅》作者）等。因此，四川道教文化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于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代表和先锋。发布于2017年2月的《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统筹巴蜀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道教文化……等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川内学者也已经开始了相关行动。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依托其译介学博士点，建立了海外道教研究团队，正在同时进行道教经籍与文化在英语世界、法国，以及德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1）；“道教典籍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6）。团队也正在筹划《四川道教文化》（汉英双语）编写、汉英（日、德、法、俄）双（多）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基于语料库的系列道教双语词典编纂、基于语料库的道教经籍翻译与研究等多项工作。俞教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让四川道教文化走出去。

来自四川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进行了精彩发言。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谈到了四川文化国际传播的翻译途径，认为尽管国际上普遍倾向将文本译入译者母语的行为，在中国文化亟须“走出去”的当下，许多工作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但中国人进行的汉译外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借帆出海”。曹教授基于自己数十年的翻译经验，遍举诗歌、非诗文学、标识语、校训、酒类广告等多个领域的翻译实例，说明闭门造车式翻译只能得到糟糕的结果，而如果先有足够的积累，在参考母语国相对应领域已有文本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就能得心应手。曹教授并且谈到，在国际化翻译人才的培养中，一定要培养学生的“借帆出海”意识，并以自己所带研究生的论文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即使是文学汉译英这样较高难度的领域，学生先背上三五十首英文名诗，三五十篇经典英文文章，再做翻译实践与研究也就容易顺利“进入”。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魏清光教授谈到了助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魏教授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应以国外汉学家作为翻译主体的观点，并举出阿瑟·韦利对《蒙古秘史》的删改、葛浩文对莫言《丰乳肥臀》的误译（如对将“谢大媒”（在原文语境中指“感谢媒人”）误译为“Matchmaker Xie”等）等例子，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主体应该“中外合作，但以我为主”。对于政府主导文化输出的行为，魏教授也进行了正面肯定，并认为可以借鉴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的成功经验。此外，魏教授还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和相关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段峰教授介绍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思路与相关方案、新办专业与课程设置。四川省应用外语研究会会长李伟彬教授介绍了四川高校外语院系文化传播现状。来自德国Speexx公司的一位代表也从行业角度出发，谈到了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时代，跨文化交际对于语言教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