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具有重要作用。古籍承载着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古籍整理，更好地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

中华古籍素以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称于世，虽历经战火洗劫和自然灾害的损坏，至今仍保存约20万种、4000万册。浩瀚古籍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曾间断的历史见证，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累、传播知识，嬗递文化传统，保存精神财富的巨大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植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密切联系。卷帙繁富的古籍记载了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从最初的文明曙光不断走向胜利发展的历程；叙述了无数英杰为民族进步、国家富强英勇奋斗、顽强不屈的动人事迹；熔铸了古代先哲贤人的嘉言懿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沉潜涵咏于古籍之中，易于生发出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从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事实证明，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古籍，不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至今仍在滋养着新的文化创造和发展，成为我们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中华古籍是我国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媒介。早在3世纪，中国典籍就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此后长期在东亚邻国流传、翻刻刊行。中国典籍最迟大约在13世纪传入欧洲，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评价。20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和密切，各国有识之士在思考西方现代化导致的人类困境时，纷纷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理念可以对西方现代文明起到互补的作用，因此引发了持续升温的“汉语热”和“中国热”。

古籍整理是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传统文化要“经过科学的扬弃之后使之为我所用”。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古籍的整理利用，也应秉持科学扬弃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古籍整理工作者经过长期实践，对古籍整理的取向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古籍整理要贯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古籍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精神产品，其中蕴含着大量精华，但也有思想文化的局限。要选择那些思想价值较高、内容真实可信的古籍作为整理对象。古籍数量繁多，内容千差万别，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比如，从传递文化遗产的角度考虑，大量未经价值判断的古籍并不急于整理出版，只要妥善保存即可。对于作为学术研究资料的古籍，则只需采取编排复制等比较简单的方法。而作为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读本，则要选择古籍中的精品，特别是那些服务于青年的读本，有时为了剔除掺杂在精品之中的糟粕，还要采取选编加工的方式。至于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因翻刻重抄或自然损伤而出现的文字讹脱衍倒，则需以校勘方法来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

第二，要以创造性转化体现古籍整理中的古为今用。今人接触古籍常有阅读理解的障碍，宋代朱熹说：“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古今同理。要通过标点分段、注释、今译转化古籍的形式和内容，以利于现代读者接受。这三种整理形式是逐步递进的。标点分段只是通过转化古籍文本的表达形式，使之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注释以解决局部的阅读难点、串通文意为目的；而今译由于将古文都译成白话文，则更利于古籍知识的普及。古籍今译虽是一项普及性工作，但要求更高，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本意，需要译者对古籍内容、作者的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还要有流畅雅致的文笔。晚清严复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这对于古籍今译也是适合的。当然，古为今用的要求还不仅仅限于疏通阅读理解的障碍，更高层次还在于揭示古籍中的思想文化精粹，使之为我所用。这可在注释中适当提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导读、提要或评注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三，古籍整理的推陈出新则可通过校注、考释等形式来反映时代特色和创新性研究成果。比如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释》、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季羡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等，这些整理成果征引广泛，注入了整理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或订正古籍中的错误，或对古人的思想理念给予科学阐释和评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籍整理还可以用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使读者便于理解，如数理化古籍可用现代图表、符号、计算公式和科学术语加以注解；天文志配以天象图，礼乐志配以五线谱、音像视频等，既扩充了古籍的内涵，又增强了科学性。

加强古籍整理的理论和规范建设

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已有百年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的成就显著，共出版了约2.5万种整理作品，2013年推介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但也毋庸讳言，古籍整理中出现了不少粗制滥造的次品。要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工作，以适应当前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是加强理论和方法总结，为古籍整理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古籍整理只是技术，不需要理论。其实，古籍整理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和学理基础，就不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也不能有系统化的传承和持续的创新发展。百年来的古籍整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把实践中的理性认识系统归纳、提升到理论层面。比如，要从古籍整理的性质、发展方向和时代的高度认识其意义；把握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说明开展古籍整理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从学理上阐析各类整理方式的目的和功用、程序和方法、具体的学术标准和要求；从古籍整理的成功案例中梳理值得借鉴的技术和方法，作方法论上的总结。

二是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学术规范。除了推介精品，从正面总结成功经验，还要从反面检讨以往古籍整理中出现的问题，从学术上分析其致误原因。古人曾有致误通例的归纳，我们也可按古籍整理的不同方式，分别梳理标点致误通例、校勘致误通例、繁简字转换致误通例等等，以吸取教训，提示来者规避错误。此外，应在学理研讨的基础上，制定各类古籍整理形式规范，以促进精品意识和整理水平不断提高。近年出版的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列举7种整理形式的具体要求并加释例予以说明，严谨缜密，是探索建立本领域学术规范的有益尝试。

三是把握新态势，开拓新局面。进入21世纪，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为古籍整理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为之开辟了广阔前景。数字化、网络化已为古籍的存储、检索、传输、复制、整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信息处理功能的不断提高，还有不少新技术可用于简牍字迹的辨认、古书版本的鉴别、古籍碎片的拼缀。古籍整理应把握科技发展新态势，开发利用新技术，以提高效率和水平。此外，还要解决古籍整理出版大量简单重复、浪费资源的问题，不断开拓新领域，在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