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人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传承之要义，是继往开来。

12月12日，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1室，俞吾金追思会在这里举行。42天前，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因病逝世，享年66岁。

“理性上接受了，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参加这次追思会的学者，来自天南地北，有俞吾金教授的生前好友兼同行，有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也有不少是哲门后辈。对于俞吾金教授的缅怀和追忆，不少学者的发言夹杂着“天不假年”的悲叹——过耳顺之年、却未抵从心所欲之龄，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这是学术的成熟期或收获期。

在这次国内哲学界大家集聚的追思会上，不少学人谈及此，亦表达出一种深层次的忧思：逝者已矣，学脉传承需新一辈学人“固本开新”。

问题来了：治学之本如何稳固，高校当下的学术土壤是否有助于学术新苗成长，抑或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拔苗助长”的危险？

过度竞争的环境是对治学之心的伤害

很多学者对俞吾金教授的追思，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在他们看来，为学先为人，对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卓越的知识分子，其学术成就往往与其秉性和个性密不可分。

“2012年，《哲学分析》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牵头召开俞吾金学术思想全国研讨会，那次会议上，我就俞吾金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一些中国哲学概念做了评论，有些地方我不同意他的见解，当时就直接说了出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说，后来杂志社提议，将学者们的评述意见整理成文刊登，一想到自己没全盘说“好话”，陈卫平遂以“不记得当天说了什么”为由婉拒发文。没多久，他就接到了俞吾金的电话。“他叫我千万不要有顾虑，怎么说就怎么写。他还说，如果我真不记得自己当时讲了什么，他有笔记可以发给我，因为他把我提的意见都记下来了……”

在陈卫平看来，这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卓越建树的学者不仅学问广博，治学严谨，其谦虚好学的品性，宽广的心胸，更值得后辈记取。

陈卫平发此感慨，实有针对性：如今的学界中人不仅背负着科研量化考核的压力，还时不时要面临各种选拔。从基金申请到各种新人、新秀的评选，再到职称评聘打擂台……对年轻学者来说，过于频繁的学术“选秀”很容易演化学者之间的过度竞争。

“暂时在学术上冒尖的人，总想着不要被后来者超越；还没有找到出头机会的年轻人，则拼命想着弯道超车。你追我赶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伤害。”在陈卫平看来，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中，学者们会更倾向于从事一些研究周期短，容易出成果的项目，这背后的驱动不是对学术的本真，而是急于求成的功利心。

“很多高校貌似都在建立更合理的科研考评体系，但这些制度都有一个本质特点：鼓励年轻人跳一跳，去摘一些本来摘不到的果子。”陈卫平认为，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学者要跳一跳才能摘得的果子，大多是酸涩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十足的能力。”

紧盯“西学”淡漠国内同行对学术传承不利

“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学人们对国外的学术动态盯得很紧，国外的思潮和著作读得很勤。但国内的同行在研究什么，彼此之间关心得很不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注意到一个现象：对于学术的同道、同行出版的新书或新作，不少年轻学者似乎没有强烈的意识去拜读、学习。毋庸多言，这股风气若不根本性扭转，无论是对学者个人发展还是整个学脉的传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对于俞吾金教授有一段温暖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获评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万俊人的博士论文获二等奖。两位学者之间，多年来不仅时常在各种学术会议见面，也时有学术交流和切磋。“最近这一两年，我在研究时遇到了一些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俞吾金的这篇论文。我去请教他，结果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复，包括当年怎么思考的，现在看来哪些方面还有待研究等等。”

学术界不仅要讲规则也需提携后人的“善举”

追思会上，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雪魁讲述了俞吾金教授对他的一则教诲。“博士后出站、踏上工作岗位后，有一段时间我琐事缠身，又挂职、又做项目，同时做着好几件事情。有一次到俞老师家里去拜访，他听到我的情况后就告诫我，千万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俞吾金对于年轻后辈学者的提携和呵护，有口皆碑。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评价俞吾金时说，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当今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大善人”。尤其是，在学术GDP的“指挥棒”不仅把学者搅得团团转，连学校和学校之间，院系之间都要处于竞争状态的情况下，俞吾金会有一些超脱之举。

几年前的上海社科“年度新人”评选，俞吾金举荐的一位新人并不是复旦本校的，而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还有一次，沪上一位学者接到俞吾金电话，说要给博士生推荐工作。当他很热心地把此事“搞定”，一打听才知，这位博士生并不是俞吾金的门生。

“年轻人的成长、成才，有时候需要前人呵护、支持。老实说，和老一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胸似乎不够宽广，对后辈的帮助有时并不怎么给力。”在追思会上，有学者如此反省。他以自己任教的高校举例。一位年轻学者在教学上颇有建树，获得了市级以上的奖项。但即便如此，最近一次评职称，这位学者还是输在了讲评聘标准、讲量化考核的学术擂台上。“现在都在强调要把学术的最高权力交给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制度设计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在具体操作上，掌握话语权的大牌、大家们对年轻后辈的要求，有时是不是太过严苛了？！”

有人说，像俞吾金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回顾其学术经历，“文革”10年固然给这代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因为经历这段特殊时期，这代学人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或是得到了“破格”的待遇，或是有幸获得多位前辈大家、大师的悉心指导——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文学者，他们得以承前启后，努力弥合因“文革”造成的学术断层，继而为学科的发展和新领域的开拓作出积极贡献。

而今，学术研究已步入正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国际的接轨程度也日益提高。在这个已经过分讲求规则、规范的学术时期，不少学者正开始反思一个问题：学术传承，学脉延续，对后辈新人来说，自身努力自不可少，但大师大家适时的指点迷津，抛除“门户之见”，奋力提携——对当下的学术界来说，这一点或许是稀缺的、也是更为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