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运用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来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理想图景，以凝聚民心，共同奋斗，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积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坚持正确的建构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语言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主观意向的表达，也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语言的实践性源于其中的价值意向和行动指向，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更是具有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内核。不能否认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但更不能忽视它的现实的和大众的根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的普及，马克思主义话语早已为中国大众所熟知，“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众解释与评价社会历史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话语建构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实践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新概念新话语正在显示着强大的实践力量。这些语言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理论，只有内在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创造，成为现实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力量与道义力量的完美结合，从不把既成的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而是本着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原则，探索符合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对的绝对真理。综观马克思主义话语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转换，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共产主义”，到列宁的“帝国主义”、“一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再到毛泽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农武装割据”、“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不同的核心话语，表达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和不同的问题领域，从而满足不同的实践要求，进而生成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不断创造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从来不是用“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语），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和理论观，就是要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符合大众需要的理论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环节，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概念、逻辑的方式表达当代中国人民自我发展的意愿，按照学理的逻辑来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从而建立起源于现实实践又高于现实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发挥先导性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现实话语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经济与环境、民主与民生、一元与多元等悖论性话语的同在是今天的事实，人们对于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着多元的理解与评判。这使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更为重要与紧迫。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建立与中国特色实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以概念体系的方式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展示当代中国人在社会生活各层次各领域中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解、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对人自身的理解，从而为调整和控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依据。

　　在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理论、学术话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以大众话语为基础。大众话语直接源于生活，蕴含着大众经验和智慧的丰厚积累，理论话语从大众话语中来，还要回到大众话语中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用中国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建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就是借助大众自己的语言把他们朴素的生活态度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学术语言的大众化，主要不是指学术语言的普及或通俗性翻译，而是指学术语言本身就具有大众化的形式与内容。即是说，学术语言的大众化，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更重要的在于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的大众化。这也就要求学术语言的时代性、人民性、通俗性，真正能够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

　　当下，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三种话语体系：总揽性指导性的政策话语；深奥晦涩的书斋话语；歧义多元、通俗也容易庸俗的百姓话语。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那么，就要求整合三种话语体系，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即政策语言理论化、学术语言生活化、百姓语言规范化，把学术语言塑造为言之有物的实话、言之有据的真话、言之有理的新话，让人民群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各种话语体系都在争夺市场。事实上，多年来我们在不断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在思想理论建构的语言风格上也深深受到其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推动发展的，但也有消极的，甚至存在西方敌对势力打着学术推广的旗号，不知不觉渗透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揭露其中所包含的虚伪的言论和反动的立场，从而澄清问题的实质。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化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念，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捍卫国家意识形态。

　　二、承继厚重的中华文化，让传统语言焕发活力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成长，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积淀的理论自觉，也是对传统文化思想史的延续，更是对传统语言的传承。但无论是文化的自觉，还是思想史的延续，都离不开语言和话语的实现方式。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符号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连续性。古代的思想理论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语言的这种连续性。

　　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来说，承继厚重的中华文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传统语言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传统文化中语言折射出的深沉学术素养，如法国重农学派有着深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学术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这对中国学术成长来说，一方面具有推动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其消极阻碍作用。传统语言的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出现“言必称西方”的倾向。然而，回顾中国传统学术语言的特质，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优势。

　　首先，中国传统学术语言注重对民族文化精神实质的把握与厘清、对传统文化理想的发挥，凝聚着古代优秀知识精英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具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它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表达，是中国人现实的思维方式和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些思想理论早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意识并驻留在中国人心里。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仅仅是遗产，更是在内心深处规定着当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基本感受和理解。

　　其次，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学术语言的基本特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更多地直接体现为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体现为思想和思维方式，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格与学术的统一。这种统一决定了学术语言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普及性，甚至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普通百姓都可以掌握并运用其核心概念。

　　再次，传统学术语言具有生动的直观性。中国古代文化建立在智者的人生感悟基础之上，无论是《道德经》还是《论语》，其中的诸多观点都是在对人生的切身感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符号化抽象特征。此外，传统语言的优势还表现在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直接契合。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来说，语言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契合是直接发生的，正如我们甚至无需对一个概念加以考据，就能够凭借生活世界的感悟和体验直接理解这一概念的本质一样。相反，对于西方语言的使用，就要在严格的词源学考据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最后，传统语言超越了西方因为逻辑分析所产生的语言和概念被“肢解”的破碎状况，是建立在生命观照之上的有机整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语音彰显了语言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张力关系之下的完整意义。所谓“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等都为语言的无限性留下了生命感悟的空间。

　　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延续发展，有着多种的表面形态和发展阶段，但其基底样式和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则是相对稳定的，并且通过相对稳定的语言结构至今仍然在教化大众，有意无意地支配着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造，不能忽视对中国传统学术语言的研究和继承。现代学术的中国表达具有双重的可能，从形式上说，人们通过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可能是相同的，但表述的方式则是具有民族文化个性和特征的。比如，我们称为“天道”，西方称为“逻各斯”；我们称为“体验”，西方称为“直观”；我们称为“内省”，西方称为“反思”，等等。这些概念上的对应关系，虽然不是完全严格的，但至少在表达同样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从内容上说，世界是语言中的世界，思想是语言中的思想，中国语言的逻辑也就是中国人的思想逻辑，只有中国的语言才能真实承载中国大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地决定或影响大众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态度和想法。用中国独特的语言类型和概念系统来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理想，才是中国学术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真正统一。

　　三、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转变西方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作为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方法论，作为中国人自我发展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理论表达，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是具有民族特征的。具有民族性的学术话语，首先应当是对百姓日常话语的尊重，既与日常生活话语中的那些古老且又鲜活的价值内涵相一致，又反映着百姓的现实要求。其次应当以中国人为本，解决中国立场、中国眼界中的问题。再次是总结提升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学术话语不是现实或大众情感的直观描述，也不是“就事论事”的具体行为设计，它对现实和问题的把握必须站在普遍性和反思性的高度上，它的理论形态必须是概念的体系，它的问题、问题阐释及研究方式不仅来自于民族的文化与学术传统，更多地受益于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知识的整体状况。

　　虽然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决定了中国实践与西方现代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但西方的现代学术话语又是我们必须借鉴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大量传入国内，国内对于西方的学术也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为推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实际上，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有着三种境遇：其一，被当作与现实无关的纯粹知识体系来对待。一些学者以一种无立场的态度力图客观公正地对其展开研究。这种研究与中国现实无关，最终导致中国问题的学术构造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分裂；其二，有些人执着于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机械统一，用政治语境限定学术语境，以意识形态为评价西方学术的唯一话语，往往满足于对其作简单化庸俗化的批判；其三，被当作普世性的现代“圣经”加以崇拜，被当作中国学术话语的样品和中国学术发展的理想。不少理论工作者严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历史基础和实践根基，无论是概念、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方法、研究风格、问题领域、思维模式，都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只会“照着说”。“照着说”的结果就是中国学者本应当具有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实践感再度流失，进而严重破坏了中国学者的创造性和创新性。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西方是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现代西方的学术话语是现代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它源于西方民族独特的精神与文化传统，围绕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建立起来，展示的是由西方的文化路径所决定的理想前景。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生搬西方的学术话语，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无穷的困惑与危机。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转换，目前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其一，从历史演进来看，西方话语体系用于指导和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时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拉丁美洲、南欧、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等一系列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崩溃后的转型国家，模仿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按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引，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不仅未能实现迅速融入西方国家体系，而且陷入发展困境。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以西方欧美经验为主体而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不顾现实与国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简单模仿甚至直接移植的做法，不能真正解决各个国家的特殊问题。

　　其二，在学术层次上回应西方对于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歪曲和批判。近几年，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已经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在造成国内两极分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区域间的竞争和压力，并引起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疏离和仇视，因而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把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盖伊·索尔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澳大利亚学者罗恩·卡利克把“中国模式”描述成这样一个较为简捷的公式，即“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诸如此类的认识都要求我们以中国人的立场和生活体验为基础作出理论上的反击。

　　其三，西方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目标、研究对象、问题阐释方式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形成复杂繁多的成果，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值得中国学术界认真对待。例如，中国人可能无法接受现代西方学术中精密细致繁琐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理论阐释方式，但语义的敏感性训练是需要的；可以不同意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一切自然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的独断，但必须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对待环境的“不作恶”、“不干涉”、“忠诚”、“补偿正义”等基本原则；可以不同意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但却需要高度关注差异性和特殊性，正视群体内部的矛盾冲突；可以批判实用主义的价值相对论，但必须认真对待其近年来所提出的建立开放的社会科学的构想；等等。在此，转换西方学术话语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学术的自我创造，从而使中国学术具有时代性水准与实践价值。

　　其四，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于西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探索，未必具有全部的真理性，但有助于我们看清西方发展中存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看清中国与世界的全面的复杂的关联，所以值得我们理智地对待。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必然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原创性和独特性需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中展现出来。中国学术需要深切地表达中国价值观念的分量、思维成熟的程度和对人类社会探索实践的伟大创造，并以此构造自己的根基、灵魂和风格，形成自己的新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在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同时，真正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作者：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